債務催收產業訂定專法可行性研究-7-預期研究結果與研究限制

2019 Dec 14 論文期刊採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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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第六節預期研究結果與研究限制

一、預期研究成果

催收問題表面上屬於單純的債務不履行，或者債務的延遲履行，但在實際進行債務催討的過程中，往往涉及到債務人與債權人雙方人權的保障問題。

既然屬於人權保障的範疇，即無法單純的以提高效率、「欠錢還錢」的直線性經濟邏輯加以理解。更何況目前的金融自由化發展，有國際化的趨勢，台灣的催收法制不可能，也無法自外於國際金融的監理標準，是故台灣未來的催收專法勢必要與國際規範接軌，而形成一個既保障債務人人權，也兼顧債權人財產權，甚至委外催收業者工作權的三贏局面。

另一方面，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社會人文背景，文化的異殊對於法制建構的啟示即在於，吾人無法簡單的照搬國外的法制，而能期待於我國順利的運作，其中所涉及的與既有法律架構的融合，以及台灣特殊的風土民情，使得我國催收法制的建構，必須有國際性的視野，但也要有在地化的彈性。

因此，本文預期成果在於，超越過去研究侷限於經濟邏輯的思維，而以國際間共同的人權標準，作為思考台灣未來修訂催收專法的重要脈絡。此外，筆者也以為，任何的法律制度其優劣好壞，必須與特定的時空背景進行有機的結合，因此本文以催收實務出發，而非從催收法理著手，即希冀能夠尋求出能與實務融合，結合法理依據的可行途徑。

二、研究限制

本文以次級資料，採用比較法與文獻分析的途徑，爬梳、建構我國應有的催收法制架構，惟受限於研究的方法與資料的取得，而使得本研究存在以下可能的限制。

首先是，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多屬於二手的次級資料，並未針對債務人、債權人、委外催收人以及監理機構，進行深度的訪談研究，由於第一手資料的缺乏，使得本文的研究觀點受限於所能搜集到的次級資料，是否完全吻合於現狀實情，實可存疑，有待於未來學術先進進一步的調查分析，由此構成本文最大的限制。
其次是，台灣催收問題的表面化，與 2005 年以降「卡奴」風波有極大的關聯性。在當時的社會輿論壓力下，大部份的研究與分析，自然而然偏向於被認定居於「弱勢」的債務人，這無疑將會影響到本文所蒐整到的各版本催收草案，即使筆者已經力求學術中立，但受限於研究資料可能存在的偏差，形成了本文的另一項限制。
最後，本文雖以比較法為研究途徑，但並未嚴格檢視台灣與其他國家(主要是美、日、英三國)既有法制結構上的差異，包括台灣大體上屬於大陸法系國家，與美國的海洋法系國家實有本質上的差異，而日本與台灣不同的金融發展歷程，其所建構的催收法例對於台灣是否完全適用，形成本文第三項的研究限制。